想说就说

说话是除了哑巴以外所有人都拥有的本能和权利。但说话的效果却不一样。古人说“唯口，出好、兴戎”，那就是说有的话能得到好处，有的则会招来祸殃。

1957年，有不少人往往由于一两句话招来几十年的灾难，或投之四裔，或妻离子散，再加上一顶黑五类的右派帽子，几乎葬送了一生，与家人亲朋，视同路人。说这些话的人，大部分是在善意动机下，或正式提出建议，或借古讽今，说点俏皮话，有点酸酸溜溜的话，当时或只觉得是随便说说而已，哪料到招来了“兴戎”的恶果。从此，人们意识到话不能随便说，因为“一言出口，驷马难追”，于是慎于言而敏于行，闷头干活，而不说话，少说话，甚至说违心话。这种万马齐喑的沉寂历程总算盼到了尽头，出现了想说就说的生动活泼的新局面。

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人们以现实生活中的大量事实慢慢抚平了长期以来不敢随便说话的创伤，在改革开放的大气候下，人们胆子大了，思路开了，不但单独对语，还在公共场合畅所欲言，说的都是自己的话。不仅说，还敢写。因此，舆情民意都可以通过把话附到载体上的文章，从不同渠道上达，起到兼听则明的功效，对为政者实有必要。过去对支部书记提过意见就有划入5％的危险；现在可以批评市委书记，以至具名举报拉他下马。过去针砭时弊，暴露丑恶就是对社会主义抹黑；而今可以痛快淋漓地指斥社会上的种种假恶丑的现象，甚至国家媒介如焦点访谈都能代民请命，揭发一些骇人听闻的横行霸道，因而得到制止与纠正，平息民愤，对国家和社会都有安定完善的好处，说这些话又有什么不好？有些话不免有些牢骚和愤激，也得到谅解，因为满足每个人的要求是不现实的，因而有部分人说点难听的话，甚至骂娘，也在所难免，让他出气发泄也就心平气和，产生一种疏导作用，这是为睿智者所宽容的。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更欢迎这种宽松的氛围，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具有一种传统的忧患意识，总爱以天下为己任，开放言路往往成为他们衡量民族国家和社会的一把很好的标尺。1957年的落网者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可为明证。从此以后，不是三缄其口，便是心有余悸，不求有功，只求无过，这种心态抑制了无数聪明才智。三中全会以后，怕说错话的枷锁被打开，这样，每一个问题都有从不同角度考虑问题的可能，让人说话应该是明智的主政者明智之举。